尼克松上台不久，环境外交已初露端倪。1969年4月4日，在北约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尼 克松总统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了一个处理现代人与环境关系的设想。其基本思想就是呼吁工业发达 国家，加强国际合作，调动现有的技术和知识条件来控制自然环境的退化。该设想包括三点：第一， 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工业化确实对自然环境的退化产生了影响，而同样的技术本应该提供一个 机会去创造一个更伟大、更有意义的社会环境。第二，现代人类已具备相当可观的技术和知识方面 的积累。如果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和决心，将能够使工业社会停止并扭转自然环境的退化。第三，北 约国家在20年的军事同盟和政治磋商中已经学到了政府的技能，这将可以使它们能够在需要国际 行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有关方面展开行动，这也将是对多国联合努力的最好响应①。尼克松在演 讲中提出了他的环境外交的动议，即在北约机构内部设立一个有关环境事务的附属机构——现代社 会挑战委员会，以讨论和研究人类环境问题；定期举行副外长级会议；设立特别政治计划委员会。美 国提出在北约设立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哈 维·R．谢尔曼说：“既然联邦权力的划分赋予总统负责国际事务很大的责任，美国在前面所述采取 的大量措施表明动议权是在行政部门，同时也归属于参议院。不过环境问题独有的和超越国家的视 角与环境问题本身，使得整个国会较之于其他外交政策问题能更充分地参与到制定和实施国家环境 政策中来。”但是，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国会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尼克松环境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 之外。通观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全过程，美国国会几乎没有参与到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政策的制定过 程中来。众议院主要的听证会到1972年3月15—16日才举行，而参议院举行的有关国际环境的主 要听证会则在1972年5月初。这时距离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6月5日召开的日子不远了。此外，美 国工业和环境团体在为斯德哥尔摩会议制定政策过程中也很少反映出美国国内民众的意愿。缺乏 国际环境问题的大众利益是斯德哥尔摩会议后两位高级环境主义者②在国会的证词中所凸显出来 的。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公众才明确地集合在环境保护主义者周围”。尼克松的环境 外交有着较为强烈的行政色彩至少应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